同时，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宪法解释工作，积极回应对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

司法辅助官不同于法官，其法律地位是高级公务员，在任职条件上也和法官完全不同。即在员额制下，一审一助一书作为基础性配置，旨在通过加大司法辅助人员的配比，实现以法官为主体，由司法辅助人员负责完成案件信息录入、诉讼材料送达、开庭时间安排、卷宗整理归档等审前、审后的事务性工作的资源配置机制，将85%的审判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使审判一线的法官实际人数较改革前增加，从而达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资源优化配置。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法院辅助人员普遍实行阶梯制。如德国《法官法》和《司法官法》对法官和司法辅助官的任职资格、法律地位和任务职责分别作出规定。进入专题： 法院 。以上海法院为例，依照改革方案，设定了法官33%、审判辅助人员52%、司法行政人员15%的员额比例，其中，基层法院独任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配备比例不低于1：1：1，中级法院合议庭中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配备比例不低于3：2：1或3：1：2。在员额法官的人员结构中，院庭长都占相当的比例，他们的办案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案多人少矛盾的缓解。

另一方面，破解案多人少还应健全并完善院庭长办案制度。作者：徐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诉讼法研究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咨询特邀专家。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面面俱到，而不能片面偏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统筹推进现代化和法治化：一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法治基本方式，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依法行使各项权利，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水平。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

现代化和法治化都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内涵和显著标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三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各项事业纳入法治轨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

应当相辅相成，而不能顾此失彼。四要强化法治的现代化，以现代化法治引领、促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局之年。

三、坚持三个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一）问题导向。党中央发布的一规划两纲要，明确了2020—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蓝图、施工图和路线图。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推进法治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包容天下的中国式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法治中国建设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推而有进、推而稳进，不能倒退回撤。

面向未来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进一步增强问题意识，聚焦法治建设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等法治问题，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2月29日。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法治建设领域提出的目标任务，除五年普法和到2010年形成我国法律体系外，其他目标是否实现，尚无明确交代。应当环环相扣，而不能相互脱节。要着力研究解决制约新征程法治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实现转型升级，努力打造法治中国建设的2.0版。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提出了目标任务，吹响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军号。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系统推进、整体推进、全要素全链条的全面推进

当大量逝者出现，造成殡葬服务无法跟上时，不仅在情感上难以让逝者家属释然，更会让对如何存放、安置逝者束手无策的家属悲愤交加，也会让其他普通民众无法接受。对于违反者，经常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甚至入罪判刑的方式进行处理。

例如，应该以命令的方式严格要求——而不仅仅是强调——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工厂、写字楼、商店等）的室内戴口罩，最大限度减少病毒高载量传播，也应该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各相关部门、机构严格依法、充分保护公民权利，对于违法侵权者实施严惩。当全民都曝露在病毒传播链之中时，身体抵抗力弱的就有可能不是无症状或轻症，而是重症甚至死亡。

因此，政府至少应当做好以下工作。甚至，如若在转型期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关怀和保障不到位，具体事项上处置不当，政府-人民的互信很有可能会承受更大更多的冲击和损失。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风险交流是就风险的存在与否、如何预防风险、当风险转为现实危害时应当如何处置等问题，将已经获得的知识以及未知的不确定性，以公开、透明尤其是坦诚的方式进行互相之间的信息沟通。

模式转换相当于建立更多的泄洪渠，洪水所过之处难免带来灾害。目前，各种基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冠死亡率对我国大陆地区的预测都不见得完全适合国情，但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数字绝对不能小觑。

面对感染率、传播率持续增强，重症率、致死率又不断减弱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严防死守、阻断一切传染可能性的模式，显然因为成本消耗巨大又难收以往之成效而无法继续维系。在更换新模式之后，政府过分强调个人自己负责，有可能会引起人民的再度不满。

政府在获取和调动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医疗资源等方面，始终有着个人无法匹敌的优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其中的各项优化措施都寓示着新冠疫情防控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

疫情并未结束，病毒变异株仍然在肆虐，防疫模式改变有可能减少在过去持续耗费的某些成本，但也会带来新的成本，这就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风险抵换（risk/risk trade-off）。新的模式尚在形成之中，唯有刚性措施和柔性手段彼此结合，在各自范围内发挥作用，才能尽早确立新的防疫模式，才能灵活地适时调整。2.转型期不能过度退位和失位 过去防疫，注重命令-控制型模式，是传统的高权行政，即便以指导意见、指南等名分颁布的文件，也基本上要求各地各部门贯彻施行。在防疫转型期，政府仍然应当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重要位置，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与之前大相径庭，应该分别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的方式履行职责，而不能过度退位、失位。

因此，风险处置基本是在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作出和执行决策，而加强风险交流（risk communication）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传染病防治是一项公共卫生事业，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为自己健康负责，都不可能通过分散的个人实现防治目标。

政府不能一味地警告人民不传谣、不信谣，而是应该让人民觉得政府发布的信息的确是可信的，而不是遮遮掩掩的或者是报喜不报忧的。二是政府-人民的互信成本。

衷心希望和祈祷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渡过难关、走向常态。第一，应当充分保护医护人员，无论是在职的还是征调的退休人员或者是外省市的医护人员，保证合理的上班和休息时间，给予一切需要的防护装备、用药和有症状后的恢复期。